您是个好心人。再来一杯利口酒？当然了，当然了，怎么也要来一杯！”他又拿起了瓶子。我不再喝，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。“啊，这真舒服。在吃过酸菜之后，我不停地翻胃。好了，您看看，我被分给了赫尔曼银行，已经九年了。跟三位同事一起。我们的任务从晚上六点到清晨七点。周末和节假日另有一组人，换我们的岗。我们有我们的考勤钟。各有各的楼层，我们在银行里实际上走个不停。手枪，催泪弹，当然都配备了这些东西。您认识泽尔街上的赫尔曼银行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宏伟吧？人总会累的。清晨我总是筋疲力尽。回到这破房子里又不能好好地睡。老是有卡车。两年来它们将这里的一切全改道了。我简直要崩溃了。我的医生说”

“莫利托尔先生！”

“好吧。您听好：那是四月二十五日，半夜时分。实际上已经是四月二十六日了，因为赫尔曼先生到零点三十分左右才来。那是个星期三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那好吧，星期三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，侧门的门铃突然响起来。我那天夜里在底楼值班，在营业大厅里。于是我走过去，透过钢门上的猫眼，看到赫尔曼先生站在外面，燕尾服、大衣、帽子和白丝巾。他非常激动，双手乱挥，要我放他进来。如果我们当中没人为他开门，连赫尔曼先生夜里也进不了银行。我当然开了。三把特制的锁。您熟悉银行。他走进来，激动得讲不出话来，只说他还得工作。”

“在凌晨零点三十分？”

“对。我也这么想过。”

“他常这么做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在半夜跑来。”

“我在那里这么长时间，他只有这么一次。我告诉您，这个人快中风了，心肌梗塞，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毛病。他真的在颤抖，全身颤抖。”

“他喝醉了吗？”

“十分清醒！只是万分激动。光是低语。我的同事们在哪里？在室内，我说。他把五千马克塞进我的手里——我说的是五千，卢卡斯先生。”

“听到了。”

“好，那就不说了。五千，他说，这是让我别告诉任何人他来工作了，还让我跟三楼的同事换班。千万别让另外两个人见到他。要我永远不谈此事。这个人有点儿不正常，卢卡斯先生。我可是了解他的。那么一个稳重的、受人尊敬的人。而这天夜里简直可以相信他失去了理智。”

“讲下去。”

“好吧，他缩进侧门旁的一个过道里。我上三楼找我的同事——是恩斯特-特洛斯特——对他讲，让他跟我换。营业厅里不是到处都有长椅吗？我对恩斯特讲，我疲乏极了，我会在长椅上一睡不醒的。楼层里不行，那里得站着。恩斯特说，他无所谓，就走下去了。赫尔曼上楼，侧门的一个小楼梯。谁也没注意到什么。这下他到三楼了，他的办公室在那里。我也上去了，来回走动。我该怎么对您讲呢？赫尔曼先生根本没进他的办公室！他马上进了全权总代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。它位于外汇部。这么一家银行是一家庞大的公司。根本没有哪个部门跟另一个部门有接触。好了，我想，我大吃一惊，当我再一次绕过来时，我看到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里有灯光——赫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却是黑洞洞的。泽贝格先生办公室的门没有关，开着一道缝。我不是好奇，真的不是。但这让我觉得无比神秘。于是我踮着脚尖走过去，望进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。我看到什么了？赫尔曼先生坐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旁。赫尔曼先生有一把钥匙，能打开所有的锁。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开着，赫尔曼先生拿出文件、资料还有其它东西，一大堆，翻阅着。”

又是一辆卡车驶过。又是整幢房子都在颤抖。

“您不想要了？”莫利托尔说，再一次倒满他的小杯子。他喝酒，咳嗽，擦嘴。“当我下一回走过时，赫尔曼先生打开了泽贝格先生的文件箱，在文件夹和文件簿里翻找。再下一回，连办公室里的保险箱也开了。赫尔曼先生当然知道那密码。他站在那里，额头上冒出粗大的汗珠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

“如果不是这样，我立马就死！额头上冒出这么大的汗珠我还从来没见过，卢卡斯先生！这个人脸色苍白，我向您发誓。他读他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材料。每当我走一圈回来看到他时，他看上去更苍老、更害怕、更绝望了。我想，一定发生了什么坏事，可是会出什么事呢？在赫尔曼银行里？赫尔曼银行里不可能发生什么坏事。我真的担心起来，您相信我这话吗？”

“相信。这时候泽贝格先生在哪儿？”

“在阿根廷参加一个会议。不，您等等，在在见鬼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智利的圣地亚哥？”

“对！那会议本来时间还要长，我相信”

“到五月十九日。”

“对，没错。可是赫尔曼先生跟他的游艇遇难后，泽贝格先生立即从智利飞到了戛纳，去赫尔曼先生的妹妹家。是她让人打电话给他的。她彻底崩溃了。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