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瑟·乔治·詹宁斯爵士

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，那是某种祸殃。瘴气。还有更多的人注定受苦，更多的人注定要死，两个，三个，一百个，八百八十九个。而我看着你在旋律下和旋律上像托钵僧似的旋转，跳上跳下舞台，永远用你的布鲁图脚趾着地。几年前在足球场上，一名穿赛跑钉鞋（谁会穿赛跑钉鞋踢足球呢？）上场的球员踩中你的防滑鞋，划破那个脚趾。你小时候险些被锄头把那个脚趾砍成两半。癌症是一场逆乱，一个细胞叛变了身体，改换立场后劝诱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这么做。我要分割和征服你的身体。我要一条接一条地切断你的肢体，我要向你的骨头注入毒素，因为你看，我的体内只有黑暗。无论你母亲多少次用绷带包裹那个脚趾，撒上金磅药粉，它都永远不可能痊愈。

现在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。三个白人敲开你的门。五年前第一个白人警告你不要离开。1978年中，第三个白人（他们总是知道去哪儿找你）警告你不要回来。第二个白人带着礼物来。现在你已经记不清他了，但他来像三贤者中的一个，带着圣诞礼物似的盒子。你打开盒子，惊喜交加——有人知道贫民窟的每一个男人都希望他是《双虎屠龙》的主角。蛇皮靴，棕色，带一丝红色；有人知道你喜爱靴子不亚于你喜爱棕色皮裤。你穿上右脚的皮靴，尖叫得像多年前劈椰子却砍到脚的孩子。你脱掉皮靴扔到一旁，看着大脚趾随着每一次心跳冒血。吉利和乔琪，他们手边备着刀子。切开针脚，剥掉皮革，赫然看见一条尖细的铜线，一根完美的直针，让你想起《睡美人》。

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。在瓦雷卡山的脚下，一个名叫铜子儿的人离开住处，关上大门。海军蓝的夜空在奔跑在飞掠，在飞掠在奔跑。他走了两步，没有走出第三步。名叫铜子儿的人倒下，吐出没有从胸口和腹部喷出的一点鲜血。枪手放下1，想想又改了主意，拿起枪，跑向已经开动的轿车。

你在录音室里，和乐队谱写新歌。钟表嘀嗒走动，按照牙买加的时间。旁观者吸了两口苦力草，递给左边的人。两把吉他互相紧紧缠绕，仿佛蛇在打架。新吉他手留着短脏辫，喜欢亨德里克斯的摇客拔掉插头。你睁大双眼瞪了他一眼。

——别走！咱没有多少时间。

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。名叫罗爸爸的唐看完赛马沿着堤道回家，车窗摇了下来，有人开玩笑，海风吹散他爽朗的笑声。堤道没有拐弯，只转向高高抬起的大桥，然后是三辆堵住道路的警车。司机还没停车，他就知道了他们知道他是谁。他们还没喊“常规检查”，他们就知道了他知道他们知道。还没等更多的警车从背后摸上来，他就知道了他们要来。警察一号说请离开你的车辆，我们要搜查车辆。往左边走，一直走到路边的灌木丛前。警察二号找到他的点三八。警察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号开枪。有人说开了四十四枪，有人说五十六枪，也就是1976年12月那一周在希望路56号找到的弹壳数。

你在巴黎踢足球，在埃菲尔铁塔下的绿草地上踢。你和想踢球的任何人踢。追星的白小子，法国足球队的队员。你的团队，尽管已经巡演多年，但依然无法习惯从不睡觉的城市。虽说是下午，但他们懒洋洋的。法国人踢球不像英国人。这几个踢球的都不玩花活儿。他们的动作像一个整体，虽说大部分人在今天之前互相都不认识。其中一个忙中出错，重重地踩在你的右脚大脚趾上，撕掉了脚指甲。

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。杀死我的人以每天六十块的价钱雇王帮在八条巷中的两条开枪。离海最近的两条巷子。巷子里乱七八糟，满是生锈的铁皮围墙和有腐蚀性的脏水。王帮时不时开车冲进巷子，用各种枪支开火扫荡。子弹狂风。子弹暴雨。

你在伦敦。切除那个脚趾，立刻切除，医生说，不看你的脸。在靴子里垫上纸巾、棉花、灰泥，那是你母亲的嘱咐。房间里散发着消毒剂的气味和掩盖不住的腐臭。还有铁锈味，就好像隔壁病房在冲洗不锈钢尿壶。但拉

斯塔心想，生病的脚趾是上帝的诅咒，切除它会让人们怎么想？你在迈阿密。医生挖掉生病的部位，移植左脚的皮肤遮盖。手术很成功，他说，不过这不是他的原话，你不记得他的原话了。他说癌症没有了，你没有癌症了。每天晚上你从舞台上践踏巴比伦，鲜血都会几乎满出右脚的靴子。

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。托尼·麦克佛森，国会里的民族党成员，他和保镖一起被困在了八月镇。从山上来的枪手与哥本哈根城联手，围住两人开火。两人还击。枪手在车门和车窗上打出窟窿，子弹打中挡风玻璃弹飞。枪手火力很猛，躲在围墙和铁丝网加固的树丛背后。警笛，警察，枪手疯狂逃跑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远。车轮碾过砾石打旋，终于咬住路面。警笛戛然而止，皮靴落在地上，警察越来越近、越来越响。托尼·麦克佛森第一个站起来，满脸笑容，四百英尺外也能看见他挺起胸膛，松了一口气。第三颗子弹从侧面击穿他的脖子，打爆脊髓，杀死了颈部以下的所有器官，然后大脑才意识到他死了。

你在纽约。那是9